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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聚焦国家急需紧缺与基础学科领域,近年来,随着“强基计划”“拔尖计划”等项目的推进,拔尖学生的“超前学习”模式逐渐成为中学生拓宽升学路径的重要选择,比较典型的路径包括学科竞赛、中学生英才计划,各种知名高校与中学合作开展的各类大中衔接课程与项目等。
不变的是,刀郎对于音乐作品的坚持。歌迷们陪伴着刀郎完成了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从“土”的争议到“雅”的共鸣,手握“经济大权”的中年歌迷们为自己和刀郎夺回了“话语权”。(完)
结合我们团队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的调研,总体上来说,拥有“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或“提前修读大学课程”这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成就发展相对更出色。
古城内的木氏土司府衙署见证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习近平察看木府主要建筑,参观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他强调,要保护利用好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政策有耐心,企业强信心。瞄准未来信息、未来健康等产业领域,北京首批创建10家未来产业育新基地。“选种”“育苗”“成林”,助力企业沉潜创新、蓄力远行。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